| 拾荒助學之現代武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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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貫英 |
| 王貫英山東東平人，出生在小康的耕讀世家，幼年曾入熟讀古書，培養出博覽群書的興趣，後因土匪猖獗而停學做了莊稼漢，但農暇之餘仍勤讀不輟。
918事變起，他興起報國之志，民國23年考入軍校轉戰南北，26年與日作戰時遭中共偷襲被俘，受盡無數痛苦，乃深悟非反共不足以求生存求國家自由獨立，因而決心行乞救國。38年，他編撰「反共三字經」等歌謠，以「山東義丐」之名沿途行乞，從事反共宣傳。直到大陸淪陷隨軍來台，他仍以行乞散發20餘種自印的反共宣傳單走遍全省。
王貫英是位篤信文化道德的人，他曾說：「我這一生認定唯有復興中華文化，世界才會和平。所以只要還也一口氣在，一定為弘揚中華文化而奮鬥到底。」因此民國57年，他發下「廢物興學」的宏願，開始把檢破爛賺來的錢集腋成裘地創辦了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多年下來直到他去世前，受惠無數。而為使海外人士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所認識，他另購四書五經、25史、資治通鑑等書，贈給美、英、德、法、加拿大等國，以及阿根廷、韓國華僑學校，緬甸密支那難胞等，國內許多學校、圖書館也都接受他的許多贈書。73年，台灣處於解嚴前夕的風雨中，他還贈送10萬美金給美國孔子基金會興建孔廟，更是其文化理想的體現。
而王貫英又為何對書籍如此敬重？因為，早年在貧窮而落後的中國，由於民間受教育不易，識字往往是取得知識與改變生命的唯一機會，因此讀書變得無比珍貴。而書，即是知識的來源。正因秉持中國傳觀念中統對知識的敬重與愛惜，王貫英乃將書作為淑善社會，改造人心的力量。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五日，王貫英將拾荒撿來、民眾捐出以及購買來的書加以整理，並向中正區公所商借地點成立貫英圖書館，他以後半生的心血與精力投入維護，並以圖書館為家。當年的他曾說：「我每各月檢破爛的收入雖然不到五千塊，但是目標一旦確定了，只要不要灰心，慢慢來總會達成的！」的確，3萬多冊有編目的新舊圖書便為這番話做了最佳詮釋。其餘堆在簡陋地下室圖書館地上的書，就更不計其數了，可見王貫英對圖書館的經營之勤，用心之深。
雖然王貫英的理念與世俗有一定的距離，但他終其一生忍受著孤寂，堅持信念地貫徹理想，以一介拾荒者，卻成就數十萬冊書的捐贈；以一個平民百姓，卻成就文化的堅持，終其一生，未改其志，何嘗不是印證生命本身的價值，應當超乎世俗之上，而成就為理想主義者的典範！。
王貫英曾表示，一生中最高興的是「思想與行動配合」。事實上，他這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沒有自我，涓滴為理想刻苦耐勞的精神，正是現代人最值得學習的。他同時也告訴我們：即使再平凡卑微，生命也可以這樣活著，在每一時每一刻，活出一種力量。
王貫英先生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因敗血症併發心肺衰竭病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七歲。為紀念王貫英先生之義風義行，台北市立圖書館古亭分館於民國八十八年更名「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並設置紀念室及紀念園，透過其拾荒興學的感人事蹟希望其精神、志業能成為年輕朋友效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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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夫遺志，廣助殘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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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繼釗 |
和鄭豐喜只有四年父女之緣的至玉說，在他們的家鄉雲林口湖有這樣的傳說，爸爸媽媽原本都是天神，因為犯了錯雙雙被打落凡塵，爸爸的罪較輕，刑期滿了便被接回天庭，媽媽犯的錯重得多，因此要留在人間繼續挑擔子，為不幸者分憂解煩….
吳繼釗女士，自學生時代即對殘障同學特別有愛心，認識雙足殘障的鄭豐喜之後，協助他著作發行「汪洋中的一條船」，鼓勵他向上，進而結為夫妻，共同協助殘障。
基於鄭豐喜生前對鄉村圖書資源缺乏感觸頗深，吳繼釗便努力奔走，成立了「鄭豐喜紀念圖書館」；鄭豐喜在求學路上一路困頓，總希望在有能力時能拉拔清寒殘疾的學生，於是她又成立了「鄭豐喜文教基金會」，並在經費不太充裕下為學生成立了獎學金。這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典故：當年，在許多人的幫助和祝福下讀大學的鄭豐喜，也曾計畫出國深造，且有一善心人承諾要負擔他留學費用，畢業時鄭滿懷希望登門找「貴人」，卻發現那人已在他畢業前過世。之後鄭病情轉劇，臨終前仍不忘囑咐妻吳繼釗要感恩回饋，因此，她創立殘障獎學金，就是為了「讓一時的善念化為長期助人的制度」，讓更多有困難的殘障學生圓夢。
當時吳繼釗為繼其遺志，白天在口湖國中任教，下課後利用空餘時間長年奔波救助殘障，而為奔走台北洽辦成立基金會，甚至在無掛慮的考量下，忍痛將其年幼兩女託娘家雙親撫養，以便將所有課餘時間與精神用予輔導殘障青年就業。
民國66年起，她開始辦理免費輔導殘障技藝訓練，至今受益者已有數千人；每年並定期在兒童節舉辦園遊會，招待青少年的殘障孤兒們；頒發大專、高中與國中等殘障獎學金，每年獎助大專以上肢障學生就學及出國深造近百人。79年為照料貧苦兒童，成立「雲林縣濱海兒童關懷中心」；80年創辨「單腳鞋銀行」，呼籲全省鞋店讓單足肢、長短腳或大小腳的腳障同胞，可以2腳各買不同尺寸的鞋，不必再為每次買鞋都要同時買兩雙而苦惱；81年首創「殘障保齡球」運動，普及全台；並推動「環保巧手藝術」，培養殘障自立更生的觀念能力；83年更進一步成立「王媽媽基金會」，及85年的「烏麻園慈善工作隊」，幫助社區及學校學童，實踐社區總體營造。
吳繼釗嘴裡說的，心上念的常是：「我們要辦書展了」、「上個月的獎學金頒獎典禮很成功哦」、「孩子們的活動都募不到東西怎麼辦？」這麼多年來，照顧殘疾弱勢者已不只是她生活的部份，而是重心。個頭嬌小，但意志力堅強，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她，有時會被2個女兒形容為「女人中的男人」，對鄭豐喜幾乎完全沒印象的小女兒甚至認為：媽媽比爸爸偉大！因為爸爸對她來說，是遙不可及的「神」，而媽媽卻是在心上承受著傷痛，為她們姊妹，也為許多不相識的弱勢族群做了許多。
家喻戶曉的鄭豐喜及其所寫的「汪洋中的一條船」，可以說是60年代台灣最重要的文化、社會，甚至政治現象之一。即使經過了近三分之一個世紀的今天，他的故事仍然在小學課堂上被認真的傳頌與學習。吳繼釗雖已不任教，但她以發揚殘而不廢的奮鬥精神為依據，幫助無數殘障青年向上，是真正承繼鄭豐喜精神與理想的實踐者。
吳繼釗的話
這麼多年了，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聽到不管是健全的朋友或是殘障的朋友說一句話：「我看『汪洋中的一條船』，深深地受到感動，它在我這一生的路上是影響最大的。」今天我如果作了些什麼讓大家稱讚的，我都要感謝鄭豐喜，我後來能夠走出來，交往那麼多的朋友，也都是從他那裡得到的。所以他給我的影響，不是只有結婚的那幾年，或是交往的那幾年而已，是可以說後來的那幾十年，都要感謝他。
吳繼釗老師於六十六年成立獎學金以來，受到此項獎學金鼓勵的殘障學生，不少人克服困境，學業、事業成功，而且開始回饋基金會和整個社會。
八十三年受助人之一的廖俊雄，六歲時患小兒麻痺症，必須爬行上學，一如鄭豐喜。廖俊雄從未接受教育的父母為醫治他而耗盡積蓄。幸好他努力向學，東海大學畢業後，因獲獎助學金十多萬元及家人的支持留學，順利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返國獲聘任教成大。
廖俊雄回憶，「小時從沒想過自己會讀大學、出國留學」。目前，他與同年受助、也已取得美國德州奧地斯汀大學數學博士的邱萬益，回到基金會，對其他殘障學生分享心路歷程，鼓勵這些學生克服困境並不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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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孤兒的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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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煦夫妻 |
楊煦，山東人，個性真誠富愛心，原任教中學後轉任師範，民國39年與泰雅族林鳳英女士結婚後，林女士受夫婿影響，隨即投入育幼傳道之社會服務工作；40年夏，楊煦情願捨棄安定的教職，抱著傳道奉獻的精神，毅然帶著妻子北上投考浸信會神學院，成為第一屆神學生；41年，於進修行道之餘，力行基督博愛之道，收容了第一名原住民啞女孤兒，也展開了他倆一生撫幼育孤的神聖使命；44年，夫妻倆自神學院畢業後，因為林女士為原住民，遂自願獻身偏遠山地，奉差派任到六龜鄉浸信會傳道醫療。
當時夫妻倆目睹原住民生活困苦，有許多孤兒乏人教養，更無法就學，雖然教職收入微薄，自己亦有兩男兩女待養，仍決心陸續收養孤兒。除經由正式手續收養外，由於楊煦夫婦的愛心聞名遐邇，一些父母沒能力撫養或身體有缺陷的，如小兒麻痺、兔唇等棄嬰，也都偷偷送到教會門口，由楊牧師夫妻倆收養。而從不拒絕的他們，也因越收越多，教會逐漸成為一個山地傷殘孤兒院所。到民國50年已收養至24名院童時，方正式創辦「六龜山地育幼院」。
育幼院草創初期，因地處偏遠，交通極為不便，缺乏社會資源;加上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生活食衣住全靠楊牧師在教會及兼職六龜中學的微薄薪資勉強渡日，經常三餐不繼。加上積蓄用盡，所購育幼院土地亂石嵯峨，極為貧瘠，又無力安裝水電，而在教會兄姊熱心協助下所搭蓋的簡陋草寮涼棚，亦僅夠遮風蔽雨。尤其是楊媽媽上山砍柴，下河挑水，赤手空拳整地種菜、種木薯、地瓜，任勞任怨挑下一切重擔，所受艱苦，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而他夫婦二人之所以能咬緊牙關，胼手胝足排除萬難，抱持的無非是「濟弱扶貧，廣愛世人」的堅定信念！
63年，有人在岡山菜市場撿到一名連善心收養人士看到都卻步的，先天無雙臂、右腳殘廢的女嬰，最後還是由楊煦夫婦倆認養，取名楊恩典。由於她發育不全，抵抗力弱，三歲前時常生病。由於恩典無手，有病時楊媽媽均親餵湯藥，逢感冒鼻塞呼吸困難面紅耳赤時，更不畏髒地以口對嘴將恩典濃痰吸出，可謂備嚐艱辛。之後調教恩典從小以雙腳學會一切雙手所能做的事，更是不辭辛勞。如今楊恩典已是婷婷玉立的知名口足畫家。而在楊牧師夫妻愛心教養下，創辦40年來600多名已步入社會的院生，不乏擔任鄉長、教員等品性端正的成功人士。現今育幼院仍始終維持收養有百名左右的院童。
在楊煦夫婦心中，只要是人，都是神所創造所愛的，不分山地平地或殘疾，皆有所養。一生稟持著「用就有、不用就沒有」的精神，以及對神單純的信心，40餘年來以「傳耶穌、交朋友、養小孩」為職志，將耶穌基督的大愛，散播於台灣山地原住民。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式足留芳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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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橋為善義行眾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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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德 |
何明德，嘉義人，雖是農家子弟，但卻對土木工程有興趣，日據時代時遠赴台北就讀土木測量學校，畢業後進入嘉南水利會擔任「工務員」，靠著實幹精神，29歲就晉升為高幹。婚後生有2子3女，深感家計沉重，遂辭去水利會工作開起「錢莊」。但好景不常，最後因受客戶公司倒閉拖累而關閉。「錢莊」經營失敗帶給他很大的省思，讓他深深了解到，世上沒有不勞而獲，凡事須腳踏實地去做，才是做人的本份。於是他開始參與地方事務，當起民防大隊的義警，學會更關心群眾。
這時，為了大女兒進小學，他特別遷居嘉義市，在民族路改行做雜貨店兼辦郵政業務，因而他家也成為街坊鄰居工作之餘「開講」的場所。更在此結識日後成為「嘉邑行善團」原始發起人的諸多好友，所以說這家雜貨店可稱是何明德鋪路造橋的原始起點。
54歲時何明德開始接觸佛教，而佛陀「自利利他」的精神最是令他崇敬。民國58年，他的一位好友騎車時因馬路上的坑洞而嚴重摔傷，令他深感路面不平害人不淺。因此閒聊時跟街坊好友談及此事，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認為應該做點善事。於是他邀十多位好友，各自拿著鋤頭畚箕將坑洞填補好。從此，這群人就合力購買材料，利用車少人少的夜晚，到處尋找有坑洞的路面偷偷地填平，抱持的無非只是「行善積德」「為善不欲人知」的理念而已。
民國60年，嘉義中埔鄉村有對兄弟，平日都是渡溪到對岸的國小上學。有天下雨溪水暴漲，兄弟倆竟雙雙滅頂。這不幸事件激發何明德造橋行善的念頭，於是他邀大家出錢出力，利用四星期天的時間，在石弄村後坑仔建造了第一座橋－10公尺長的木造「惠生橋」。這事很快就傳遍了，各窮鄉僻壤的居民紛紛登門求助。而這個只有20人的熱心團體，卻從來沒讓求助者失望過。在何明德帶領下，一傳十，十傳百，自願加入的人數愈來愈多，造橋足跡遍及中南部各地。每星期天早上七點，從早期的機車、發財車、到現在的十幾噸加蓋車體、及安裝遊覽車座椅的卡車，「橋友」們總會風雨無阻地，準時在嘉義市民族路的民族國小門口集合出發！
直到何明德逝世前，造橋費每人仍一律限收100元，即使願多捐一點也一概婉謝。他曾表示：「只收100元，是要讓販夫走卒甚至窮困者也能實現行善的志願。」而每100元平均分配建造三座橋，也就是說三座橋因聚沙成塔而得以誕生。若有餘款，除部份存為建造下座橋的經費外，餘皆用來濟貧救難。
「嘉邑行善團」不是正式的人民團體，從沒有特定的成員，也沒有組織章程，更沒有定期的聚會，參加者皆是靠電話聯絡，或來自親朋好友的訊息，自動自發到集合地點再一起出發。「少年跟到老」的廖阿嬤說：「人生要做有意義的事，所以就來了。一做就黏住了，從27歲到現在30幾年了，還要做下去！」
目前成員從8、9歲的兒童到98歲的老太太都有。有的是全家出動，有的甚至揹著尚在吃乃的娃娃，帶著奶瓶尿布去，大家還輪流幫忙抱孩子，有說有笑就當郊遊般過一天。但心情愉快並不代表行動遲緩。這裡沒有工頭，但運材料、挑石、剷沙、灌漿，一個個自成工作動線，配合間卻又顯得那麼和諧有效率。每個成員到目的地都會深恐自己做得比別人少而「搶著做」，也難怪行善團造橋速度驚人，30幾年來，已建造二百多座了！
民國84年，何明德榮獲菲律賓頒發「麥格塞塞獎」社區領袖獎，對他來說是實至名歸，也是行善團近10萬多名團員和台灣社會的無上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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